华尔街误读澳洲升息恐酿新危机

澳大利亚央行在20国集团成员国中第一个决定升息,理由是澳大利亚经济最严重的风险已过去,可以安全地撤回经济刺激计划。全球金融市场的基本解读是全球经济复苏好于预期,反应比较积极。不过,许多分析人士对此仍旧感到惊奇。

惊奇的原因可能是,澳洲升息暗示,全球经济形势或许并不像G20和近期G7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定调的那样,经济在温和复苏,但是增长稳定的不确定性很大,所以包括宽松的货币政策在内的拯救政策不能轻言退出。全球经济形势现在可能正在面对通胀风险。

笔者认为,我们在关注经济形势好转背景的同时,更应注意通胀预期的变化。在经济形势出现转机时,几乎是极端的宽松的数量型货币政策,至今未就何时调整达成国际社会的共识和一致的行动的状态,不该再继续下去了。

提升利率是紧缩货币政策工具,而货币政策的目标主要是通货膨胀。实证研究证明,防止通胀恶化,首先要防止通胀预期强化并转变成实质性通胀。澳大利亚央行提息,至少与通胀预期开始形成的判断有关。其次,治理通胀需要提前量,所以澳大利亚提息更主要的是发出了防通胀期的信号。第三,货币政策防通胀不会突发性地一次到位,提息将会连续。

升息决定公布后,澳元汇率上触14个月来的最高水平,银行间拆借利率下滑,因为投资者纷纷预测澳大利亚央行将在圣诞节前至少再升息一次,而且将在一年内升息至4%以上。与此同时,亚洲各国市场也正基于对各大央行将采取强硬政策立场的预期而变动。

华尔街、欧洲和亚太市场对澳洲升息的回应是,道琼斯大涨130点,其他市场也上涨超过1％至2％。这个偏颇的解读,可能误导美联储货币政策取向,酝酿新一轮金融危机。

目前美国经济形势与IT泡沫破灭后的形势非常相似。当时美联储降息,经济复苏较快,但是失业率很长时间没有改善。为此美联储把1％的低利率保持2年之久,推动了2003年房价、2004年油价大幅上涨和全球通胀。进而大规模抵押次级贷款推动了金融衍生品的爆炸似膨胀,最终酿成百年不遇的危机。

眼下,全球经济在温和复苏,但是美国失业率9月增长9.7％,达到26年来的最高水平。像IT泡沫破灭后一样,美联储多次宣布不会改变“数量发行”的极端货币政策。因此,收购了投资银行的商业银行和变身商业银行的“影子银行”,在失业率不断提高的情况下,没有意愿对实体企业贷款,不愿提供居民消费信贷,更愿意“重操旧业”,利用大量实质上的具有金融属性的流动性,而这将推动金融资本更大量流入金融市场。

更严重的是,这次拯救金融机构的方式形成了完全不同的金融格局,让商业银行购买投资银行,或者投资银行变身银行控股,使华尔街整体上更“影子银行化”,结果是甚至没有等到房地产市场恢复,金融泡沫就以更快速度形成。

把澳大利亚提息解读成复苏超过预期,符合美国无就业复苏形势下的影子银行行为的需要,助推当前形势变化跳过房市上涨的过程,更快向 IT泡沫危机后的金融膨胀的第二阶段情况靠拢。

要避免IT泡沫危机演变成这次百年不遇的危机的历史重演,最重要的是不能重复美联储的“以失业率为目标”,忽视资产价格泡沫风险,特别是在“影子银行”行为加速恢复的态势下,长期保持宽松的货币政策这样的严重失误。

澳洲央行按照控制通胀的央行的目标,开始逐步缩减货币政策所提供的刺激性措施的明智之举,似在警示各国政府,G7、G20和其他论坛对全球刺激经济政策暂不退出的立场可能并不全面,金融泡沫超过实体经济复苏水平的过快膨胀,可能带来全球经济滞胀的风险,甚至带来新的危机。各国央行,特别是美联储应联手适时调整“数量宽松”的货币政策,至少给出经济增长的恢复目标以及相应的退出时间表。

美联储有必要引导华尔街的 “影子银行们” “学会”支持实体经济,否则很难改善失业的困扰。如果一味让投资银行变身而成的名不副实的银行控股公司们,购买投资银行以后采取更投资银行行为的商业银行们,利用宽松的货币供应玩金融资本的循环游戏,推动金融市场和商品市场的虚拟繁荣,不但不能短期内改善失业形势,最多两三年以后,危机一定会卷土重来。

在年内,中国货币政策对澳洲这次提息不会有特别反应。主要是年内通胀增长不会有特别大的变数。第四季度CPI可能转负为正,但并不意味着通胀形势恶化。不过,随着经济增长形势逐渐企稳,明年CPI会随之逐渐上涨。特别是自今年2月CPI负增长以来对明年产生的翘尾影响,明年CPI只要环比增长超过1％,CPI就可能同比增长3％。随着经济增长进一步稳定,价格水平增长有可能达到3％至5%。当然,如果对通胀形势变化有正确评估,区别翘尾影响和新增因素推动的价格水平上涨的不同影响,这样的价格增长水平应在可承受通胀水平之内。

笔者以为,在中国经济8%至9%的增长稳定三到四个季度以后,切忌刻意推动过高的经济增长。稳定的经济增长意味着稳定的价格水平,也是控制通胀的重要思路。

世界各国央行联合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对中国有利。否则,中国的货币政策与全球货币政策调整不同步,人民币与各国际货币之间的利差拉大,会带来资本流入的压力,抵消国内货币政策的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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