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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媒中国或动用外储建海外包围圈

发布时间:2021-01-25 10:08:11 阅读: 来源:螺旋管厂家

外媒:中国或动用外储建海外包围圈

中国正以4万亿美元的世界最大外汇储备为武器,进行多层次的战略布局,建立海外包围圈。

一带一路战略构想  据BWCHINESE中文网报道 年前,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办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国际研讨会”于2月11日在福建省泉州市开幕。标志着中国海上丝绸之路正式起航。由中国牵头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将于年内成立。作为其补充的“丝绸之路基金”也在去年末设立,规模400亿美元。

中国正以4万亿美元的世界最大外汇储备为武器,进行多层次的战略布局,建立海外包围圈。  外媒声称,中国在印度洋沿岸建立了一系列的港口合作关系,即西方媒体炒作已久的“珍珠链”。报道声称,这条珍珠链使得印度“感到窒息”。  到目前为止,所谓的中国“珍珠链”包括孟加拉国(吉大港)、缅甸(石兑港和可可岛)、斯里兰卡(汉班托塔)、巴基斯坦(瓜达尔港)和坦桑尼亚(巴加莫约港)。印度洋沿岸已经成为中国主要的贸易路线,保证这条路线的安全是核心。  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是印度洋海上交通线的一部分,可谓海上要冲。2004年的印度洋大海啸曾对当地造成毁灭性打击,中国政府为其港湾重建和再开发融资13亿美元,占项目总资金的85%,并由中国企业承接工程。中国还支援了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等的港湾建设,从而对其在亚洲的竞争对手印度形成所谓“珍珠链”的包围圈。“珍珠链”包围圈  在战略位置重要的斯里兰卡,将为东南部的汉班托特港(Hambantota)港开发提供支援,该港正在成为南亚最大规模的港口。此外,中国还将参与科伦坡港的扩建工作,建设的主力则是中国企业。同时还将为巴基斯坦南部的瓜德尔港(GwadarPort)以及孟加拉国东部吉大港(Chittagong)的改建提供支援。斯里兰卡长期以来是日本的最大受援国,而如今中国已经反超日本。  这使得印度深感担忧。但是,中国已成为印度洋重要经济力量,它还向所有国家提供了十分诱人的经济条件,使各国为中国捧住一颗“珍珠”,允许中国在当地进行港口建设和管理工作。因此印度对于这条“珍珠链”不能采取任何措施。  位于“珍珠链”中段的印度担心中国获得海军舰船能够利用的港口,并使之成为军事基地。作为对抗中国的包围网,印度将通过与包括缅甸在内的东盟(ASEAN)的合作,来描绘“钻石项链”战略。在预定9月17日开始的习近平主席访印期间,经济关系的强化将成为焦点,但在营造安全保障方面的信赖关系问题上将留下难题。  美日两国基于确保海上通道安全的观点,正在牵制中国为港口建设提供支援,此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问孟加拉国和斯里兰卡期间,曾试图将中国的“珍珠链”战略打开缺口。  中国正在积极试图打消这种担忧。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强调了与南亚各国在经济方面的合作,并隐藏在军事层面的意图。在马尔代夫媒体上发表的文章中,也提到了15世纪明朝派遣的郑和舰队曾两度到过马尔代夫、而马尔代夫方面也派遣使者来华的历史,突出了友好与和平氛围。  中国央行16日对外公布消息称,丝路基金有限责任公司已于2014年12月29日在北京注册成立,并正式开始运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4年11月8日宣布中国出资400亿美元成立丝路基金。  丝路基金是由中国外汇储备、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中国进出口银行、国家开发银行共同出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按照市场化、国际化、专业化原则设立的中长期开发投资基金,重点是在“一带一路”发展进程中寻找投资机会并提供相应的投融资服务。  中国国家总理李克强曾呼吁中国与东盟的关系要从“黄金十年”迈向“钻石十年”,并表示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将为东南亚的基础设施整备设立100亿美元的专用融资框架。国开行是中国扩大势力范围的先遣队,截至2013年底,保有8万亿人民币的总资产,外汇融资超过2500亿美元。  在去年11月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首脑会议上,与中国在南海存在领土争议的菲律宾总统阿基诺满面堆笑地向习近平主席凑近。此前菲律宾已表明将参与AIIB(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缺乏资金的新兴国家都离不开中国,中国对此也心知肚明。  以日美为最大出资国的亚洲开发银行(ADB)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亚洲开发援助的领导者。对于设立AIIB,ADB表面上持静观态度,行长中尾武彦称,“考虑到巨大的基础设施需要,可以理解”。据ADB估算,到2020年的几年间,亚洲的基础设施需求约为8万亿美元,仅靠ADB根本无法满足。  重视“质”的ADB的王牌是官民合作(PPP)的开发模式。最近,政府采纳有关建议,确定了日本三大主要银行与欧洲等的民间银行合作推进亚洲基础设施项目的方针,旨在解决新兴国家经验不足的问题。  中国与日美欧的博弈日益激烈。如果能提高基础设施的整体质量和数量,那么比拼力量和智慧并不是坏事。为激发世界的增长中心亚洲的潜力,需要健全的竞争。

一带一路规划与马歇尔计划有何差异?  近日,有消息指出,备受关注的“一带一路”规划已经获批并在小范围内下发,即将正式出台。  与此同时,“一带一路”建设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及丝路基金的筹建在地方“两会”成为热议的焦点。由此不难看出,“一带一路”建设已经成为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关键一环,从地方“两会”所提出的要求看,“一带一路”建设将围绕基础设施建设、加强沿线国家互联互通、加快区域发展等方面为主要内容。  据证券日报报道,广西壮族自治区十二届人大四次会议明确,2015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将积极参与“一带一路”、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建设。充分利用泛北部湾、大湄公河次区域等合作平台,争取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等投资,加快南宁—新加坡经济走廊建设,推进与周边国家互联互通。  山东省“两会”提出,将主动融入“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促进与周边省市共同发展。并且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合作。加快建设东亚海洋合作平台。推广复制上海自贸区试验成果,加快开发区转型升级。深化中韩地方经济合作示范区建设,积极推进青岛自由贸易港区申建工作。  湖南省“两会”表示,要发挥“一带一部”区位优势,大力推进水、路、空、铁四网联动,积极对接长三角、珠三角、北部湾、港澳台,建设高铁沿线地区经济增长带,发展临港、临空经济,主动服务“一带一路”战略,加强与京津冀地区的经济联系,融入长江经济带建设。  对此,中投顾问董事、研究总监郭凡礼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从地方“两会”针对“一带一路”的建设来看,规划内容主要是为“一带一路”发展提出具体目标和建议路径,以及为“一带一路”发展搭建融资平台,以解决资金的后顾之忧。“一带一路”将对拉动地方GDP有较大作用。  郭凡礼认为,目前有关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及丝路基金的筹建非常顺利。这两项建设对于我国未来经济发展有较大促进作用。亚洲基础建设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的辐射范围较大,影响力较强,一方面能够对“一路一带”建设的提供较大金融帮助;另一方面可以进一步加强我国金融在亚洲市场的地位。  需要指出的是,“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提出后,有人将其同美国二战后推行的“马歇尔计划”相提并论。事实上,两者存在根本差别。  据人民日报报道,“马歇尔计划”出现在冷战时代,从一开始就带着意识形态的浓厚色彩和分庭抗礼的对立气氛。这个被冠以“欧洲复兴计划”的工程,明确将8个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排除在外。该计划主要策划人之一、时任美国国务卿马歇尔本人曾直言不讳警告西欧,“对任何投票选举共产党掌权的国家,欧洲复兴计划所规定的援助将立即停止”。这种扶持一方、压制另一方的作法,清晰地反映出“马歇尔计划”的时代局限性。  “一带一路”在当今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大趋势中应运而生,是时代的新生儿,既遗传了古人开辟古丝绸之路、追求交流合作的基因,又洋溢着涤荡冷战残余、探索全球治理新模式的志向。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发展到今天,人类社会越来越朝着安危与共、荣损相依的命运共同体迈进。  “一带一路”顺应这一潮流,摒弃制度模式偏见,超越意识形态藩篱,抓的是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想的是自己要过好、也要让别人过好,信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沿线国家既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也有搞资本主义制度的;既有信奉佛教的,也有以伊斯兰教立国的;既有认同西方价值观的,也有秉承东方理念的。“一带一路”致力于沟通这些差异,促进求同存异基础上的相互协调,发掘聚同化异带来的互补潜力,为建设共同发展的世界添砖加瓦。  不仅如此,“马歇尔计划”看上去是一个经济救助计划,其最终目的却在于大国争霸。时任美国总统特别顾问克利福德就说过,“我们担心的不是市场,而是预防苏联扩大其控制范围”。即便是对西欧国家,“马歇尔计划”在援助中也附加了很多不平等条件,埋下了干预西欧各国内部经济政策的“钉子”。  “一带一路”则遵循平等,追求互利。古丝绸之路纵横万里、跨越千年,关键在于它不仅造福中国人民,更造福沿线各国人民,推动了欧亚大陆国家的整体繁荣和进步。新时期,“一带一路”的精髓恰恰在于弘扬平等互利的好传统,坚持不附加任何条件的好做法,追求沿线国家共同发展的好效果。  “一带一路”奉行自愿平等参与的原则,沿线各国完全根据本国利益参与进来。作为这项倡议的提出者,中国不但欢迎各方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便车,还致力于推动各国实现发展战略的对接,而不是搞单向输出或强加于人。下一阶段,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关键一步,就是沿线各国平等协商,共同制定时间表、路线图,共同充实完善合作内容和方式,推动“一带一路”从倡议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成果。(中国经营网)

不理解货币 就无法理解中国经济  2014年12月,一本名为《信用创造、货币供求与经济结构》的图书面世,书名的四平八稳和专业感,使它起初只得到小圈子的关注;而这本书讨论的对象,却是近年里舆论场上经久不衰、也极具现实意义的主题。  书中对诸如“货币超发”等人们耳熟能详的热点问题给出了相当系统、深入的探讨,正如作者所说,“本书很大程度是问题导向型的”、“是对货币政策理论和实践工作中不断面临的问题的一个系统性思考”,这些研究和思考所探询的,其实就是货币“从哪里来”和“到哪里去”这一终极问题。  而将货币“从哪里来”和“到哪里去”之问,放在中国近十几年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去考察,对前人已经观察到、但尚未给出合理或充分解释的货币现象进行剖析,这本书也就带领读者,层层剥开了中国经济问题的症结。  信用创造的认识误区  对于普通人来说,信用创造的问题,往往在直觉性的常识之外,尽管物价上涨可以被直接感受到,“央行加快印钞”作为一种形象化的解释也似乎说得通,但其中具体的运行机制和过程,却少有人去深究,身为专业人士,《信用》一书的作者也表示:“我们感觉到,信用货币创造可能是整个货币经济理论中最富趣味也是最容易产生误解的领域。”  《信用》一书因此体现了严谨、扎实的学术格调,以货币信用创造的机理作为开篇和逻辑起点,这自然是因为,若不能正确理解货币信用创造,也就无法理解与货币供给相关的许多问题。事实上,对货币信用创造机理的强调贯穿全书。  人们常有的认识是,商业银行先有存款,才能发放贷款,此书一开始就在纠正这一认识误区。作者指出,在信用货币时代,在现代银行复式记账法下,全社会所有的货币都由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创造出来—中央银行向商业银行提供基础货币,构成商业银行扩张资产的基础,商业银行再通过发放贷款、购买外汇、购买债券、同业业务等资产扩张行为,在其负债方派生存款,在这个过程中,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不断扩大、存款不断增加。也就是说,“先有贷款,再有存款”。  为了进一步巩固读者对货币信用创造的理解,有必要对诸多流行的谬误进行辨析,从而“存贷差”作为一个重要的问题被引入。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商业银行出现存贷差,并且数额不断扩大,针对这一现象,产生了许多解释,包括“银行惜贷”(暗示解决办法是多放贷)、“居民储蓄过多”(暗示解决办法是扩大居民消费)、“商业银行资产多元化”等说法,作者在书中一一例举,并分别作了辨析,指出诸多说法要么错误,要么虽然没错、但具有误导性;而这背后,是根深蒂固的“实物货币理念”作祟,在这种理念下,人们往往把存款想象为既定的规模,将商业银行发放贷款、购买外汇、购买债券视作“存款蛋糕”的切分,而这正是未能正确理解信用创造的表现。  书中既对信用创造的原理进行了教科书一般的深入浅出的讲解,也结合现实讲述了中国货币信用创造渠道的发展变化,比如加入WTO之后,由于巨大的贸易顺差,外汇占款一度成为基础货币供应的主渠道,随着国际收支趋向平衡,外汇占款派生货币的作用下降,近些年表外和影子银行融资快速扩张,同业业务在货币创造中的作用明显上升。  近年影子银行、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发展对货币供给的影响,也在此书的研究之列。相对于许多莫衷一是的说法,这本书给出了较为清晰的结论:影子银行是否创造货币,取决于大家对中国现阶段影子银行的定义,如果仅考虑银行理财业务,其信用创造功能并不明显;而人民币离岸市场对国内货币供应的影响只发生在人民币跨境流动的过程中,人民币离岸市场派生人民币存款,并不会影响到境内货币供应量。  货币现象之谜  《信用》一书最具吸引力的部分,是将近十几年里我国的货币供求、通胀、经济增长的表现放在一起进行考察,作者在行文中也不掩饰对这一主题的浓厚兴趣,称之为“宏观经济研究十分重要而又充满乐趣的课题”。  这一课题之所以有趣,很大原因是中国经济在近十几二十年的高速发展中,出现的丰富的货币和经济现象,已经超出传统理论和经验所能解释的范围。比如传统货币理论中,货币供应量增速等于经济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之和,而改革开放后到本世纪初的“货币消失”现象(即货币供应快速增加对应低通胀率),一度被学界称为“中国之谜”;次贷危机之前的几年中,M2相对GDP增长明显放缓却与流动性过剩并存;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我国采取了力度颇大的刺激政策,而CPI回升速度显著小于预期。  这一课题有必要去深入研究的另一原因,是M2与GDP的比值,传统上一直被用来当作衡量一个国家金融发展和货币深化的重要指标,而在我国,M2/GDP广为关注的另一个原因,是它在媒体上频繁地用来说明“货币超发”、通胀风险大,作者有意直面热点,对中国的M2/GDP进行一番严肃细致的考察。  作者提出的一个概括性的结论是,我国M2/GDP高低和增速与流动性水平进而物价变化之间没有必然联系。中国经济的结构性特征也在对货币现象的分析中得以显现,比如资本市场、房地产等“新产品”部门吸纳货币,造成这类产品相对价格上升,却使传统部门有效需求下降,形成通货紧缩压力。  针对饱受诟病的我国的高M2/GDP,作者通过横向比较指出,中国以直接融资为主的融资结构以及高储蓄率,是相对其他国家M2/GDP较高的原因。除了对18个经济体进行实证分析、支持上述结论外,作者依然借助货币创造的基本原理、清晰简明地剖析了其中机理:所有货币必须经过银行体系创造出来,只要融资活动通过银行进行,就会派生存款、增加货币供给,不经由银行的直接融资活动则不会增加货币供给;而储蓄率高,会使一个国家的货币增速超过GDP增速,也就会使M2/GDP保持上升,同时储蓄率高本身也是直接金融不发达的另一面,并且使经济体更加依赖银行融资。  经济情势的基本判断  《信用》一书帮助人们厘清信用创造机理、认识过去十几年间的货币和经济现象,最后的落脚点无疑是如何站在政策制定者的角度,理解中国当下经济的处境。  仅从供给面去理解货币运行,显然远远不够。正如作者指出,货币总量的形成,并非简单地由货币当局直接控制,它与商业银行等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有关,也很大程度上从属于货币需求。  从而,对中国当下经济情势的认识,会影响到中国未来货币政策走向。《信用》一书基于经济基本面的分析,对当前经济情势作出了判断:当前经济减速实质上是潜在产出增速的下降。  经济增速的下滑并没有伴随失业的增加,多被解释为我国人口红利的消失即劳动力供给的减少,但作者认为这一说法解释力十分有限,提出当前经济减速是潜在产出增速的下降,而非周期性原因;而潜在产出的下降,也就是劳动生产率的下降,意味着中国目前的产业结构已经开始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根据书中列出的数据,我国社会总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从2007年的14.1%降到了2012年的7.4%).  因此作者提出,认识到当前我国潜在经济增速可能下降及其原因后,从总量上刺激经济、保持高增长的宏观经济政策,可能使经济偏离潜在产出,带来宏观经济滞胀的风险;同时中国经济“两部门”的结构性问题,也会导致供给创造需求能力的下降、总量调控的失效,例如近几年金融资源较多流向对利率不够敏感的地方平台和房地产,并相互推动、强化,挤出了其他尤其是民营经济主体。  考虑物价,作者也基于充分的论证指出CPI在体现通胀上的滞后性:经济、金融的全球化,让一般消费品价格全面上涨的可能性下降,现阶段CPI上涨主要与资产价格上涨和流动性过剩导致的能源、粮食等初级产品价格上涨有关;结构性的价格上涨成为通胀的主要表现形式,经济不稳定的信号最初不是由CPI通胀而是由信贷和资产价格的变化表现出来,CPI明显上涨时,往往已处在经济金融泡沫破裂的前夜。  从而相对于货币政策盯住CPI的传统,《信用》一书认为,货币政策有必要考虑更长期的货币稳定、金融稳定和宏观总量风险问题,更多关注资产价格、信用扩张等可能显著影响价格和金融体系稳定的因素,宏观调控应对更广泛意义上的物价变动给予关注和反应。(时代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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